□彭桐
酒，是粮食的精华，也是文人的牵挂。
李白爱吟“将进酒，杯莫停”；杜甫喜唱“问答未及已，驱儿罗酒浆”；陶渊明不仅爱酿酒,“舂秫作美酒，酒熟吾自斟”，而且喜讨酒,“过门更相呼，有酒斟酌之。”曹操对朋友称，他是一个无赖，喝酒是他的本性.王安石对众人道，酒令人放松，放松是好事.丰子恺说：“无论何时何地，喝酒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！”哈罗德·布卡平静地说：“喝酒可以升华情感，让内心充满灵性。”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作家彼特拉克开心地说：“酒是人生的调味剂。”法国作家安德烈·纳佩激动地欢呼：“酒是一种渴望，是生命的另一面！”
古今中外，有名的文人几乎都离不了酒，难怪大文豪苏东坡“不可一日无此君”“使我有名全是酒，从他作病且忘忧”。爱酒，醉不醉是一个问题；醉后的表现，又与德性关联。杯一举起，就会由此生发许多趣话与精彩。
亚伯拉罕·林肯曾自豪地说：“酒非偶然，醉却不是那么简单。”村上春树曾挥笔称：“清醒食草，醉卧茂林，生命如此，我无所谓。”杜牧曾扬言：“一醉解千愁，皎月清风中。”莎士比亚曾表示：“我爱喝酒，但不醉酒。”白居易曾笑言：“喝酒不醉，枉称人生。”
对于好酒的文人来说，大多的常态是“醒来明月，醉时春风”。醉和不醉，都有美好。而对时常“醒复醉、醉复醒”的苏东坡来说，醒与醉如同生和死，不必谈优劣，“喝酒是为了安慰自己的心。”虽然苏东坡未能被列进“中国古代十大酒仙”，但在民间也可谓是出了名的“酒圣”，饮酒如做人一样讲道德。这从他晚年的一些言行便可轻松察知。
小酌、小醉，是晚年苏东坡的饮酒常态。尽管他的酒量未随年龄增大而增长，往往几杯酒下肚，就酒意浓浓、醉眼蒙眬，但他酒醉心明、醉酒心定，饮酒作乐、醉酒为适，反对饮酒作乱、醉酒生祸。
到海南儋州不久所作的《和陶连雨饮二首》其二中，苏东坡说他可以和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中所列的李白、贺知章、李适之等一起列入仙籍，“饮中八仙人，与我俱得仙”。但他同时又视喝得烂醉如泥者为《世说新语》中所说的“阿堵物”，对晋初纵酒放浪、不拘礼俗的名士嵇康、阮籍等颇有微词，称如和他们这类“酒狂”一样呈手舞足蹈的醉态，就是误闯无功乡了，“阿堵不解醉，谁欤此颓然？误入无功乡，掉臂嵇阮间。”
苏东坡的理想是喝得尽兴、喝得刚好，醉得轻巧、醉得美好。他注重酒趣，亦讲酒德，认为像他一直留存“工制精妙”、放置床头相伴的荷叶杯一样，是懂礼知酒明性的谦谦君子，是可以自娱对照、一同分享醉酒之真趣的，“床头伯雅君，此子可与言”。
晚年苏东坡，理智、儒雅地对待酒，适可而止、定盏定量地喝，醉了也不会颠三倒四，绝不会忘乎所以。历经坎坷，他多了一份沉静与安然；几经沉浮，他多了一份闲适与清醒。这时的酒，与他的精神、思想高度契合，所以表现在作品中，其诗词文赋里就不只是酒与醉，还多了“醒”。那是自然的“醒”、警示自己的“醒”，还有醒悟的“醒”。
晚年在儋州，苏东坡饮酒不仅大念“醒字诀”，而且常常连“小醉”都减半了，如“甚欲随陶翁，移家酒中住。醉醒要有尽，未易逃诸数”；“先生既醉而醒，醒而歌之”；“春幡春胜，一阵春风吹酒醒”；“半醉半醒问诸黎，竹刺藤梢步步迷”。
苏东坡在儋州的诸多“酒醒”与“醉醒”中，其实还有倒逼的“醒”、自觉的“醒”、主动的“醒”。如他说，醉醒是终究要结束的，逃不脱个人命运的支配。总之，不得不“醒”，醉了也要及时“醒”，从而了然自悟了，顿时全悟了！不管在哪里开饮？如何端杯？都要始终保持一份清醒，这与他饮酒、醉酒之根本是为“守心之正”的强烈观念有关，他一心要成为“酒君子”或“酒仙”，防止不小心沦为“酒徒”或“醉鬼”。这点，时至今日，或许是人们仍喜欢饮酒的苏轼和醉酒的东坡的原因之一吧。
苏东坡居儋诗言“醉与醒”，与在其它谪居地所不同的是，醉也好、醒也好，他都将其和梦挂上钩、同联想，借以思索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终极。绍圣五年（1098年）二月，苏东坡以追和陶诗的方式展开与陶渊明的对话，寻找精神的皈依，他在《和陶形赠影》诗中道：“还将醉时语，答我梦中辞。”这是一种多么美妙、使心灵得到寄托和慰藉的良方！醒时陷入困顿，醉时突破重围，梦时重回宁静，循环往复，终归怡然。
通过对“醉”与“醒”的磨勘、形与影的观照，苏东坡在困厄不堪的贬谪生涯中，成功达到心灵的沉稳内敛、深邃平和，于饱经沧桑之后获得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心境。
西安晚报
